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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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

2006年夏天,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拍出了一套《红楼梦》残抄本,红学界如被打了一针鸡血,令考证派的红学家亢奋不已。考证派的专家认为其中有作者的原文,版本很珍贵;索引派的专家则认为是伪本。闹闹嚷嚷,着实闹腾了好几年。对那些见智见仁的,我这红学门外汉,也不容置喙。然就考证派的专家指《卞藏本》中“宁”字不避道光的“宁”字讳,便断定此抄本一定抄于道光之前,虽我之孤陋寡闻,然据我之愚见,值得说道一番。
2007年年初,“达达狼”兄在孔网上拍清图片 1600)this.width=600;if(this.offsetHeight>525)this.height=525;”>同治元年东观阁梓行《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时,可谓给足了我面子,当时,我想要第几页文字,“达达狼”兄就给我拍第几页图片。如第105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的“宁”字就不避旻宁的“宁”字讳。

原标题: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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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字不仅充斥于传世文献中,而且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的先秦两汉文献中,也有较多的文字避讳现象。利用这些避讳字和时代的对应关系规律,可以对出土文献进行校勘、断代、辨伪等考证工作。但由于秦汉讳制尚疏,避讳不严,这就带来避讳字用以文史考证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我们考察早期的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再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说明避讳的起源问题。

一、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

(一)甲骨文中的避讳材料

夏朝未见文字,其避讳情况也无从考证,唐孔颖达甚至认为:“自殷以往,未有讳法。”我们遍检殷商甲骨文材料,还没有发现人名避讳的相关记载,甚至也未见“讳”“忌”“誋”等表示避讳的汉字。南宋学者张世南则认为商代已有避忌鬼神之名的礼制:“殷人以讳事神,而后有字”,但张氏之说既没有材料,也没有详细论证。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商王均直接称呼诸侯臣子之名;虽然商王都有名字(多以日干称之,如盘庚名旬、武丁名昭等),但在贞人代替商王占卜时均不称商王的名字,而是以“王卜曰”“王固曰”“王占曰”相称,现代学者屈万里先生在《谥法滥觞于殷代论》一文中根据以上情况推断,在殷商时期已有不敢直接称呼商王之名的避讳礼制。虞万里先生则分析殷商甲骨卜辞中的称谓,认为其时已有“字以敬名”“谥以尊名”等避名心理,并且“殷商已将这种语言和心理隐约地体现在庙祭文字中。”

避凶求吉、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因此,殷商甲骨卜辞中反映这种避讳心理的材料则是较多的,比如:

丁酉卜,大贞,小老,惟丁协八月。(《合集》23716)

[祸]凡疾,四日□未夕父丁老?(《合集》21054)

癸巳卜,貞旬,二月。之日子羌母老,延雨少?一、二。(《合集》21021)

以上前二例卜辞中的“老”字,徐中舒先生释为“词义不明”;就以上三则辞例中的文意来看,当释为“死”或“将死”。郭旭东先生也认为当释为“死”义,且有论证。但殷商时已有“死”字,如:

贞不死。(《合集》470)

己酉卜王弜隹死,九月。(前五、四一、三)

有死字为何不用,而改用“老”?很显然,这是殷人对“死”字的避讳,也是人类避凶求吉的普遍心理在语用上的反映。

(二)金文中的避讳材料

通过商周金文数据库检索,同样未见直接记载人名避讳的材料,但已发现”讳”“忌”“誋”等表示避讳的字眼。

“讳”字在金文中作(《敖簋》)、(《蔡侯盘》)。在迄今所见的商周铜器铭文中,“讳”字凡6见,去掉重出铭文,共有3处文例,如下:

余命女(汝)政于朕三军,箫成朕师旟之政德,谏罚朕庶民,左右母(毋)讳。(春秋晚期《叔夷钟》,著录号272)

戎献金于子牙父百车,而易(赐)鲁殿敖金十钧,易(赐)不讳。(西周中期《敖簋》,著录号4213)

康谐和好,敬佩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冬(终)岁无疆。(春秋晚期《蔡侯盘》,著录号6010)

《敖簋》“易(赐)不讳”和《蔡侯盘》“不讳考寿”中的“讳”其实是“违”的借字,和避讳无关。《叔夷钟》“左右母(毋)讳”中的“讳”字是顾忌、畏忌之义。

“讳”篆文作,和金文基本相同。《说文》:“讳,忌也,从言韦声。”韦是违的古字,违背之意,《说文》:“韦,相背也……经传多以违为之。”“讳”是一形声兼会意字,即违言、不说,因有所顾忌而不说某些话。可见,最早的避讳应该是讳言,然后才又发展出避忌一些行为。《礼记》云“临文不讳”,即早期避讳宽松,只讳言,写成的文字无须避讳,这和“讳”字结构所说明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忌”字甲骨文中未见。金文作(归父盘),(邾公华钟),(邾公牼钟),和小篆形同。《说文》:“忌,憎恶也,从心,己声。”忌字从心,憎恶义,说明了忌讳的心理起因是由于憎恶而产生的敬畏,如《叔夷钟》:“女(汝)小心愧(畏)忌。”“忌”字商代金文未见,周代金文凡44见,常作“威忌”“愧忌”,都和“敬畏”义有关。还有一个从言的“誋”字,金文作,和篆文形同。《齐镈》:“余弥心畏誋。”《说文》:“誋,诫也,从言,忌声。”誋、诫均从言,它们都表示由于敬畏而产生的讳言行为。

罗福颐先生还发现一些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有避讳的实例,如官职名“相邦”写作“相国”,讳“邦”为“国”,当是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的十二字镜却铸成“修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常乐未央”的四字镜却铸成“安乐未央”。这里讳“长”为“修”,讳“常”(谐音“长”)为“安”,当是避西汉淮南王刘长的名讳。说明这些铜器已经是汉代的器物了。

(三)简帛中的避讳材料

在迄今发现的简帛文献中,除战国简外,秦简、汉简、三国两晋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中都发现了较多的人名避讳材料。

陈松长先生在整理岳麓书院秦简时发现了一枚记载秦代避讳制度的竹简,书曰:“令曰:黔首徒隶名为秦者更名之,敢有(有)弗更,赀二甲。”由简文内容可知,秦代“黔首”“徒隶”之名和国名“秦”字重合者,皆须更名,否则会处以刑罚。说明秦代已有制度层面的避讳规定。

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秦简16简所写的《语书》,多处讳秦始皇名讳,改正为端,如“矫端民心”“公端人心”“自端”等。330简也有避名讳的材料,如:“(今)廿三年,兴,攻荆。”秦始皇父庄襄王名子楚,这里当讳“楚”为“荆”。于省吾先生认为不为避讳:“‘楚’‘荆’或分言,或合言,非避讳。《贞》‘贞从王伐荆’,《伯》‘伯从王伐反荆’,‘荆’谓楚也;《》‘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均其证也”(《双剑誃诸子新证·吕氏春秋新证》卷一)。诚然,秦庄襄王之前,楚就可称“荆”,但不能据此认为不避秦讳;联系上文所述秦时讳改国名用字“秦”、讳秦始皇名“正”为“端”等材料看,讳秦始皇父名“楚”为“荆”,应该是当然的。

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多处讳汉高祖名“邦”为“国”,如《论语·季氏》:“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国域之中矣。”《论语·公冶长》:“至于也(他)国,则曰犹吾大夫□子也。”《论语·八佾》:“国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论语·子路》:“壹言而兴国,有诸?”但汉惠帝以降诸位皇帝之名皆不避。有学者据此推定,定州汉墓简本《论语》“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的十余年间”。

北大藏汉简《老子》中避讳“邦”字,遇“邦”字多作“国”;但不避高祖之后的惠帝名讳“盈”,也不避文帝名讳“恒”、景帝名讳“启”。如果仅仅根据避讳字,大致可推断该本抄于高祖在位之时或以后、惠帝以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有甲本和乙本,甲本“邦”字22见,而乙本0见,“盈”字两本均9见,“恒”字甲本25见,乙本29见,具体见上表。说明甲本避讳刘邦名讳,乙本不避;甲、乙本均不避惠帝、文帝名讳。

如果仅据避讳字,帛书《老子》的抄成年代就有二说。一种说法认为,汉代仍旧“卒哭而讳”,即人死后才避死者的名讳,生前无须避其名讳,甲本抄于刘邦生前,乙本抄与刘邦死后,惠帝或吕后在位时期。另一种说法认为,根据“避今上讳”,即避活着的皇帝名讳,甲本抄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抄于刘邦称帝以后、刘盈称帝之前。7而如何利用这些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以可靠地断代,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课题。

二、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用于文史考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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