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为什么一定要火烧圆明园?

英法联军为什么一定要火烧圆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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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铜像位于南京路外滩,面西站立,1890年4月8日建立。1841年,13岁的巴夏礼随英军远征中国,成为进入中国年龄最小的外交官。后在英国公使馆做参赞,1864年任驻上海领事。1883年调任驻华公使,1885年死于北京,终年57岁。租界会审制度也是他创制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铜像被日本占领当局拆除。1984年在南苏州河路河滨公园发现的铜像基座,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谓巴夏礼事件,是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一事[1]。这一突发事件的解决,历时虽短,但牵涉甚广,几成当时中外交涉之焦点。巴夏礼等人押赴京城之时,正是英法联军铁蹄进逼京城之际,而此时,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只留下恭亲王奕?等与英法会商和局。和谈中巴夏礼事件的解决并不顺利,清政府步步后发,不仅失去谈判上的依托,更最终导致了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劫难。对于巴夏礼事件,笔者所见国内学者之论著,多分散于各通史著作中,或着力于其人质被扣原因的探讨[2]。本文认为巴夏礼事件的解决与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就二者关系作专题研究,以期更深入探讨巴夏礼事件及其解决过程中清政府的对策。一要弄清通州谈判中清政府扣押英法谈判代表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巴夏礼其人。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英格兰斯特拉福德郡人。早年丧父,由其叔父抚养成人。1841年来华谋生,并在澳门学习中文。1842年5月,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起正面冲突。“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1858年后,巴夏礼跟随英军北上,任专使额尔金的中文秘书,多次交涉都由他和中方人员进行。[3]对于巴夏礼,早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前,清政府方面对他就已经是印象不佳。在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叶名琛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两广总督的黄宗汉,鉴于巴夏礼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在广州沦陷后实际操纵那里的政务,于1858年在对咸丰皇帝的上奏中,就已愤恨地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4];他甚至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礼者,数万,杀毙者,数万”[5]。不仅如此,在英法联军进犯京津过程中充当英方翻译和谈判代表的巴夏礼,在清朝官员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无理,较之此前在天津谈判中的李泰国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言辞狂悖、咄咄逼人,令与之谈判的桂良等人心里多怀有怨恨之意,且认定其乃“主事之人”,额尔金惟其言语是听[6]。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也有明确的表示:“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7]由此可见,咸丰皇帝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以传统“擒贼先擒王”的逻辑考虑问题,既然认定巴夏礼为“谋主”,那么扣押巴夏礼就是为了杜其奸计,为了打乱英法联军的阵脚,缓和局势。然而对战局的没有把握,又使咸丰皇帝在这则奏折中留下了“令其全数回河西务”的转圜余地。因此,尽管有了咸丰皇帝的谕旨,然而是否扣押巴夏礼,其关键还在于具体办理交涉时载垣等人的决断。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9月14日,载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条件,与巴夏礼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并就此认为矛盾已经解决[8]。不料在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载垣等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9],9月12日的会晤中并无此说法,且先前英俄两国也未开此先例,严厉拒绝了英法此举。但巴夏礼则认为,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有必要列入谈判内容。双方坚持己见,相持不决。于是,载垣等一面向咸丰皇帝报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张家湾将巴夏礼一行人擒拿羁留。而此前,僧格林沁因和局不成之势已显,早在张家湾以南重兵扼守,9月18日面饬恒祺时,又已有“事已决裂,应将巴夏礼等羁留在通”[10]之意,故在接到通知后,率部出动,截拿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人。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由此可以看出,扣押巴夏礼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是由于巴夏礼节外生枝,提出了载垣乃至于咸丰皇帝都认为“万难允准”的亲递国书问题。当然,基于对现实的判断,载垣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其中也有咸丰皇帝所说的铲除英法“谋主”之故。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11]。二现实的无情证明了清政府扣押巴夏礼、“该夷兵心必乱”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战场上的形势远非如其所料那般“谅必可操胜算”。9月17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所以,即使清政府中主张杀巴夏礼的情绪高涨,如光禄寺少卿焦佑瀛、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等人联名奏请极刑处死巴夏礼[12],咸丰皇帝也难断下决心,只在其奏折后朱批道:“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13],并于9月21日任命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接办和局。英法虽索巴夏礼甚急,但联军的进犯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9月25日,英法两国拒绝了奕?暂息干戈,所有天津议定和约一一皆准并派员定期会办的照会,并复照限期三日释还被押英法员弁,全部条件盖印画押,否则“登时领兵前进,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4]。随后两天,英法两国又反复照会要求放人,双方交涉一时以巴夏礼为中心。然而,奕?发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多次照会,意见仍与英法“先放人后议和”的要求相悖[15]。双方为此相持不下,额尔金遂于9月30日宣布停止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16]。10月5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两门,并于次日凌晨直扑清军守备空虚的海淀一带,在“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当地土匪一起,大肆抢劫[17]。在英法联军步步进逼之时,咸丰皇帝做出的反应是在三易钦差之后北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这个时候,热河成了遥制京城谈判的中心,随着战局的变化,清政府内部争论愈盛,政策摇摆不定,一步步制约着前台的谈判。八里桥战败后,原先积极主战的僧格林沁、瑞麟等因连战失利纷纷转变思想,深盼和议速成[18]。身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在了解到京城官兵战守失据的情形后,亦于10月2日下旨给奕?等人:“……
当谕令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至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复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既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19]咸丰皇帝虽然给了奕?相机行事、斟酌办理的大权,但并未放松亲递国书一节。兵临城下之时,战心又起,复又主张放还巴夏礼应以和局已成为条件。这其间,咸丰皇帝态度的种种变化,对谈判前台的奕?牵制极大。早在奕?初上外交前台之时,战场上的形势就已不乐观。在拿不出任何退敌之策,万般无奈之下,奕?最后还是将巴夏礼作为应付英法的砝码。由于英法索人甚急,奕?因此认定巴夏礼地位非凡,奇货可居。故而从9月23日开始,一面与英法多有照会往来,要求先退兵,再画押,最后释放巴夏礼等[20];一面在巴夏礼身上寻找突破口,欲借以弭兵事,于是设法促使巴夏礼致函英法退兵。然而,与英法的照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奕?“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21]的建议未被采纳;英法始终认为亲递国书,“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议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22]。双方在国书是否亲递,先放人还是先和谈的问题上固执己见,不予妥协,巴夏礼被扣一事遂成骑虎难下之势。然而,奕?并未按联军要求在三日之内释放巴夏礼,只是在9月29日将其移至高庙,款之以礼,并派恒祺、桂良等人多次游说[23]。10月3日,奕?在给英使的照会中提出:“希照十九日本爵照复,我两国彼此酌量退兵,以便择适中之地,派员前往会晤,并照巴领事官与本爵所派委员面议妥办,永敦和好。”[24]然而,奕?派员直接与巴夏礼谈判的意图仍然没有被采纳,额尔金在强大的军事后盾下,态度更为强硬,坚决主张留京员弁务必立即放出,不可更移。而巴夏礼被扣之后,态度桀骜不驯,对于奕?等要求致书英法联军头目、促其停战议和之事多次予以拒绝。后虽有所松动,但仍然坚持写英文不写汉文[25]。移至高庙后,受到较高的礼遇。不仅有恒祺伴其闲话,东麟堂为其承办肴馔,后更有奕?的重礼相赠[26]。故而答应致书城外,言:“恭邸人甚明白,中国相待亦好,暂缓攻城”。后又有两次致书城外,一曰:“退兵到张家湾,河西务,再候议局”;一曰:“令删去亲递国书一节”[27]。可惜的是,在巴夏礼身上取得的进展并未能阻止联军的步步进逼,兵临城下之时,双方仍为先定和约还是先放人的问题相持不下,局势再度僵化。巴夏礼在得知英法将继续进攻的消息后,在给威妥玛复函中表示:“不要为我等在此,遂阻进兵”[28]。交涉无果之下,联军很快进至德胜、安定两门。此刻的奕?虽不敢违背圣谕,亦恐承担破城之责,因而急于了结巴夏礼之事,以阻止联军的进一步进逼。然而,正式应允放还巴夏礼等人的照会未抵,圆明园已遭劫难[29]。当晚,法国军队先行侵入圆明园,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居于园中的常嫔因惊吓过度自缢身亡,总关内务府大臣文丰投福海殉难,守园的步兵统领中营官兵也逃散一空。随即,在英法两军头目开完分赃会议、达成协议之后,英国军队也成群结队地闯入园内,对这座清政府经营百余年,综合中外建筑艺术,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珍珠奇宝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持续两天的公然劫掠和拍卖。此间,奕?得报之后仓皇转移,避至长辛店,留恒祺在京与联军交涉[30],并致函葛罗说:“和约一签署,立即送回扣压人员。”[31]10月7日,威妥玛约见恒祺,称未接到昨日照会,并扬言除非立即放还巴夏礼,否则即行攻城[32]。此时的京城,危如累卵,民心大恐,难民逃兵累累不绝于路。京城中留守大臣一方面心忧城破,求抚之心愈切;一方面对奕?久居城外,不肯亲自露面交涉多有不满。于是,在10月8日听闻咸丰皇帝已派出钦差宣谕戮俘后[33],遂与恒祺公议将巴夏礼等八人释放,并由恒祺亲自护送至联军军营。此举一出,奕?已是鞭长莫及。圆明园既失,所筹援兵未齐,剿抚均难措手;巴夏礼被释,更使和谈失去了人质上的依托。接下来的谈判举步维艰,圆明园的命运就更堪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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